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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黄做客北大汇丰MBA金融讲堂:中国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数

日期:2019-12-28 来源: 评论:

[摘要]原标题:金融前沿讲堂 | 朱小黄:中国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数体系研究【MBA中国网讯】2018年5月4日晚,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朱小黄博士做客“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为大家带来主题为“中国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数体系研究”的精彩...……

原标题:金融前沿讲堂 | 朱小黄:中国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数体系研究

MBA中国网讯】2018年5月4日晚,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朱小黄博士做客“北大汇丰金融前沿讲堂”,为大家带来主题为“中国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数体系研究”的精彩讲座。

朱小黄博士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任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原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原中信银行行长、中信集团监事长。著有《远离冰山》、《价值银行》、《财富信仰》、《临渊结网》、《中国债务拐点研究》等专著和文集。

在正式讲解之前,朱小黄博士带领大家回顾了我国对风险概念的认知和理解历程。他认为“风险”一词出现在中国,最早也只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直至近几年,“风险”一词才开始进入顶层的话语体系中,总书记、总理和各主管经济金融部门,都开始研究和关注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因此“风险”、“系统性风险”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风险到底是什么?又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朱小黄博士从“拐点经济学”循序渐进地展开此次讲座。他从历史、人生和经济现象三个角度引出了“拐点经济学”,认为拐点经济学能够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区分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为现状判断提供基础和为未来趋势提供参考。当前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研究观察社会问题时大部分还是依据一些数据和个例印象对全球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和判断预测,其实这中间仍然缺少了一个逻辑中介,即算法或模型。即使是很好的学者,缺了这个逻辑中介就很难触及真相。拐点研究正是借助这一逻辑中介才能进行。所以是寻找真相的很好的方法。

在拐点经济学的研究中,计算拐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有通过科学的计算,才能够真正识别拐点,从而提升自身对于风险的观测和判断能力。目前朱小黄博士团队关于拐点经济学的应用和研究已经覆盖系统性风险、债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黄金比例、公平指数、城市发展规模和贫困救济等领域。《蒙格斯报告》是团队宏观经济拐点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蒙格斯是动物“獴”的英文(Mongoose)音译;“獴”主要以蛇鼠为食,生性警惕,日常活动中总会留下一只獴充当“哨兵”,一旦有危险情况出现,“哨兵”便发出特殊的叫声来提醒所有同伴,以此预警。经济生活中同样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经济现象都有从良性到恶性的发展过程,存在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研究成果系列报告以“蒙格斯”命名,意在提醒政府、企业、个人对潜在的风险予以充分警醒,并采取适当行动。

之后,朱小黄博士回顾了风险和风险管理的一般原理。他认为风险源于事物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损失或获益的机会。其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任何试图消除风险的行为和言论都是天方夜谭。风险只能够承受、转移、分散和减少。对于机构和个人而言,风险管理就是寻找能够承受的风险边界,想方设法将其控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和对比,收益能够覆盖风险,那么这项业务就是能够成立的。企业在核算成本时,需要考虑完整的成本概念,不能仅仅考虑财务成本,还需要考虑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此外,风险管理的难点就是要厘清风险承担的问题,尤其要关注表面上有人承担但实质没人承担的风险。风险理念深入人心的难点在于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冲突,风险专家从不确定性管理出发,要关注未来,而大多数人更多地是追逐眼前利益。

接着,朱小黄博士分析了目前国内金融风险的现状。他认为金融业转型中出现了保险业银行化、银行投行化、投行公关化、证券业短期化、互联网金融中介化等趋势化偏差所积累的问题,这些都难逃经济周期的检验。前十年流动性充裕,社会融资需求量大,各种金融机构围绕融资所产生的金融服务产品,借助自身的业务优势的确能产生短期内的高收益,但这样转型打破了行业的底线,带有明显的短期行为特征,各种机构都把风险转移给别人或者未来,风险敞口越积越大。今后十年,宽松货币政策显然已经开始收窄,退潮之日,风险的礁石将露出水面,必须要小心观察。魔鬼的音乐一起,大家都跟着起舞,但风险工作者要保持冷静。朱小黄博士随后谈到了未来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他认为风险管理的工具化和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网络化、模型化和智能化以及更加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都将应运而生。

在厘清相关概念和风险管理一般原理的基础上,朱小黄博士展开了系统性风险讲解。他认为系统性风险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要包括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各方面,也要包含系统性风险起承转合、动态演进的完整过程。目前有关于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主要陷入了两个误区:一是紧盯金融风险以防范;二是寻找危机标识以预警。前者盯错了地方,后者错过了时机,都没有涉及到系统性风险的本质。

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如何运用拐点经济学的思路识别系统性风险拐点。他认为风险在正常情况下往往处于分散状态尚未构成全局性影响,但是一旦风险开始出现逆向运动——由分散走向集中,系统性风险开始有全局性影响,因此将风险出现逆向运动的状态定义为第一个拐点(A点)。为了能够观察到风险逆运行,需要寻找相关的观察指标。这些指标往往存在于“发展快、速度快、规模大和泡沫大”的行业中,当风险在这类行业中积聚,就出现了第二个拐点(B点)。在这个拐点状态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并清晰地判断出现风险集中的地带、规模和风险敞口。如果任其继续发展,那么系统性风险将进入第三个拐点(C点),此时系统性风险已经进入极端状态,系统性危机将要爆发。因此,研究系统性风险的预警体系,如果只定义危机爆发的拐点(C点)就太晚了,也起不到任何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实质性作用。事实上,当风险接近A点时就要及时提供相关的预警,从而实施具体的风险措施阻断系统性风险的逆向运动。

朱小黄博士进一步介绍了以“金融加速器”原理为核心的系统性风险非均衡传染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一是金融部门是系统性危机的导火索,但并不是唯一源头;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会不同程度积累系统性风险;如果只关注金融部门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往往会忽视真实的系统性风险状况;系统性风险并不直接根源于金融部门,金融部门只是通过“金融加速器”,放大、加速了风险因素的累积;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金融部门没有我们想象得重要,需要警惕的是金融杠杆的加速器效应。

二是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存在非平衡的演进路径;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冲击会在短期内引起金融部门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持续的;非金融企业部门对金融部门风险变化的贡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强,在若干期后甚至会超过金融部门自身冲击的贡献。

三是内生的系统性风险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

宏观因素、心理因素、国外资本市场波动的负向变化会增加系统性风险;但外生冲击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要远小于系统性风险滞后项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内生的累积。

同时,朱小黄博士还简单介绍了中国特色“金融加速器”,在中国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及高储蓄率的大金融环境下,“金融加速器”的顺周期性和不对称性会更加明显。

之后,朱小黄博士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拐点计量结果和现状判断,目前中国的A点处于综合系统性风险指数0.388的位置;B点大致处于综合系统性风险指数0.459的位置,如果对系统性风险不加防范,当达到A点之后,B点将会很快达到;C点是一个危机阈值,大约在综合系统性风险指数0.6的位置。在得到基本结论之后,朱小黄博士又简单介绍了诸多测算和压力测试,来验证结论的准确性。总体来说,从2005年开始,中国系统性风险曾有三个峰值,分别出现在2006、2008和2011年。这三年的系统性风险指数虽然尚未达到课题组判定系统性危机发生的条件,但已经超过系统性风险指数的拐点值。其中,2006年和2011年均超过了拐点A,并且2011综合系统性风险指数高达0.429已经逼近拐点B,而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风险指数为0.473已经突破拐点B。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预计2018年综合系统性风险指数将攀升至0.394,超过A点,即出现风险逆向运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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