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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农:北京三个文化带共同构成了北京历史发展的全貌

日期:2019-12-04 来源: 评论:

[摘要]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出土青铜器克罍(léi),其内壁铸有铭文至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兴起,大肆焚经、拆庙。北周武帝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后来,佛教弟子迫于无奈,将经卷刻于石头上,以求长久保存。云居寺石经的发掘,...……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出土青铜器克罍(léi),其内壁铸有铭文

至北周武帝,灭佛运动兴起,大肆焚经、拆庙。北周武帝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后来,佛教弟子迫于无奈,将经卷刻于石头上,以求长久保存。云居寺石经的发掘,便是例证。

云居寺石经,是我国从隋代至明末绵历千年不断雕制的石刻宝库。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特别是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文物。

云居寺石经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发现,学者们确定地穴石经刻的是《契丹藏》。《契丹藏》系辽代朝廷聚集众多高僧编写而成,质量非常高。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从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后,利用汉人学者、吸收汉族文化,国势大强。《契丹藏》编写完成后曾赠给高丽一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它一度失传,文献上也没有对它的记载,就连它是卷轴式还是方册本都无从考证。

地穴石经出土17年后,北京文物局派专人去山西应县修复木塔,在木塔第四层卧佛的肚子里发现100多件辽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经,为卷轴式。经过对比,卷轴里一张纸的内容就是地穴中一块辽代石刻经碑的内容,字数、行数和个别用字都完全一样,充分证明了《契丹藏》是辽金时期刻经的底本。

讲座现场

马建农认为,探究北京城市的起源及其历史文化发展,必然绕不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有民谚云,“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除上述遗址古迹遗存之外,潭柘寺、大觉寺、清朝时所建的三山五园,均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中。

而长城文化带,经历了从燕国古长城到北齐长城,明代长城的变革发展,也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发展埋下伏笔。北京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直作为边疆的存在,从元代开始,才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活动现场

谈到大运河文化带,马建农表示,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隋炀帝的荒淫无度,更大的目的是为了从江南丰饶之地调取资源,相比此前的海运运输,内河航运的安全性更高。与此同时,伴随物质而来的还有江南的建筑风俗和文化习惯。甚至一度有学者戏称北京是一座“漂来的城市”。客观地说,这是不准确的,但大运河的开通,确实让江南各地的风俗文化漂来北方,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现在的北京通州还保留着前后均开门的四合院院落,而内城几无这样的习惯,按照风水的观点,后面开门是走风漏气的,是不吉利。马建农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吸取了江南民居的建造方式,江浙一带,水利交通便利,民居多数大门朝街,后门临水。当然,现在为了出行方便,北京城里的四合院前后开门的也不少。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对风俗习惯的适应与改良也在悄然进行着。

曾经作为民国时北京小康家庭标配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而作为北京文化符号的诸如胡同、京剧、大鼓等也在进行着自身的创新改良,以求自洽。马建农表示,城市的发展进步,老文化必然会收到新文化的冲击,进而接受,改良,形成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可以依时而变,而其内在的文化元素却是始终恒定不变的,这才是文化保护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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